从规模上来讲，像CBD涉及到数十平方公里，总的建筑容量大约2500万平方米，除了最核心的两平方公里左右没有建设之外，其他的大都成型了，而恰恰这个核心地带在规划当中是核心的办公区，从现在形成的情况来看，有1900平方米是各种类型的房地产开发，基本以住宅和其他的建筑为核心。
中关村西区核心部分只有0.5平方公里，它是一次开发，对传统的海淀镇一次开发，一次规划，一次建设，具体楼座分期完成，都盖万地上130万加上地下，接近200万平米，建设过程当中西区有过一次扩容，大约增加了0.5平方公里，基本完成建设，大概加在一起是300万平方米的建设量。但是中关村西区仅仅是中关村科技园的一部分存在的，当年对整个中关村科技园的策划是一区五园，涉及上百平方公里，目前集中在城区的比如说电子公园一二三期基本结束，上地一二部分也基本结束，亦庄的也基本结束，还有国家第二产业工业园，国家环保科技园，生物医药科技园，软件园，包括丰台昌平等等科技园区目前都还在建设过程当中。
至于奥运会大家都更清楚了，从面上看有两大场馆区，一个是北京的北部还有一个在五棵松，还有散布在全市各地的场馆，不仅是这些场馆和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围绕奥运工程是非常庞大的，对北京既有的建筑规模的改造，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地铁线路的建设，涉及到100多条道路的改造，涉及到几十处重点地区的环境改造，所以涉及面是非常广的。
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发展的尺度来看，不会产生像当年比如说一个世界博览会，水晶宫，一个大型建筑就可以改变城市的格局和面貌，甚至也不会出现像德邦斯的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变化对城市的影响，这种情况对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讲机会并不多。能够形成影响的建造量和建造尺度比历史上发生的大很多。
围绕这个我谈几个观点，这里面谈到这些项目如何在北京中国城以外找到发展可能，如何连接城市的基础，第一这三件事的发生都没有离开北京城的中央大团，及时上午中心有加强，也没有脱离中央大团的长期的规划，至于和旧城之间有什么关系，CBD可能是长安街国线的很重要的延伸。这些明显大体上是围绕中央大团来建造的，北京真的要考虑中央大团以外的发展，恐怕还要利用其他的别的机遇，而不是简单的这三件事情。
我想讲的观点，第一，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大项目还是大事件？CBD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情对中国来讲才是真正的大事件，就是国贸一期，后来被人称为巧克力大厦，这栋楼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性的产物，这栋楼也是中国第一栋引进外国技术的楼，这栋楼的官司当年一直打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去表决，而且被否定了，第二次上人大才获得勉强的通过，但是这个事情标志着中国从心态上、经济体制上真正的走向外部空间。至于后来九十年代后期，真正大规模的炒作CBD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我认为那个时候北京的CBD已经生不逢时了。从国际的趋势看，这种大型的高强度的集中办公潮流已经逐渐过去，追求这种商务办公正在形成风潮，那时候美国出现了围绕曼哈顿展开的比较舒适的商务园区，以欧洲迪斯尼乐园带动的大型产业在这个阳光土地上聚集，形成了全新的办公概念。
因此，北京大面积推进CBD商务包装或者炒作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生不逢时，从具体的实施来看，为了带动这个地方老工业的改造。西区的兴起应对的也是一种中国的大事件的产生，就是所谓的知识经济在中国的崛起，当中国制造逐渐取代日本制造，中国要思考有多少东西是自主知识产权，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上，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推动了西区作为集中形象的产生，至于奥运会对中华民族来讲，更是巨大的历史事件，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全体性、全体华人的民族意识的崛起和振兴。
所以与其讲这三个东西是大项目，不如说这三个东西应对了时代发展的大事件的需求。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表象还是深层结构，大家对这种大项目的议论从媒体也好，从普通老百姓的讨论也好，包括专业人士讨论，很多集中在两项，包括新项目，新形象和付出的代价之间，各种权衡的考虑，包括对CBD里面的新的中央电视台，像奥林匹克公园里面，其实更多的创造了什么样的形象，其实我作为规划师来看这个事情，关注的更多的是生存，比如说建设对经济和社会以及文化方面更深层次产生的影响。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实际上处于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处于不断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应当说三次大规模的集中建设都应对了不同时期的经济的构成，比如说开放，科教兴国知识经济的影响，建立和谐社会，建立一种和谐经济氛围的影响，在这三个项目里都有所体现。
另外，也反映了社会变迁的影响，这个社会对共有的价值观念，新形态上怎么达成共识，为什么我不太在意后期的CBD，尽管盖了2000平米的房子，产生的影响并不是根本性的，为什么更看重第一栋楼，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大项目的出现，以及跟他有关的一系列在其他城市出现的大项目带动，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变化，当时我记得1984-1985年，当时中国的心态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了深圳，那个时候我去深圳认识实习，当时我们国家有一个副总理级的干部，看了深圳之后向中央汇报，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其他的都不在了，意思是说他已经不是中国了，重新回到了外国人的居住区，从这么高层的国家领导讲这个话，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心态，所以那个年代，像北京的国贸一期、广东的白天鹅宾馆，大家知道白天鹅宾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外资投资的项目，等等类似这样的一批项目突破和带动，逐步开始改变中国这种非常传统的封闭的社会价值观念。
同样，知识经济以及中关村整个地区的起步，也是改变了一种中国至文革以来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心态。在座的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但是中国确实经历过三四十年年代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误区，并且围绕这个误区构筑这个社会的分配体制，知识经济的崛起以及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中关村地区的崛起，实际上是这个社会价值的转型的根本概念。
中国真正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社会价值的合理分配，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合理分配，恰恰在这个时期才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共识。
第三个观点，这些项目在多元化的时代当中，价值究竟有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谈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形象作用依然还在，但是形象作用趋于多元化，不会出现一两个项目引领一个时代，完整时代标志的形成，可能这个时代本身就是多元化的，每个标志性的建筑，标志性的社区可能代表着这个时代当中某一个角度、某一个视角。因此，这些过去意义上大项目实际上变成了大时代当中的小浪花，比如说鸟巢，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等等，由于美学上和形象上有一些极端的、个性化的，追求和表达，必然会付出相应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造价问题，还有社会的舆论问题等等，但是在这么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出现这种争论和议论，我认为一点都不奇怪。今后中国在逐渐的进一步走向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还会更多，我们即将见识到的多元化远远胜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
因此，逐渐的推动中国进一步的融入世界，逐渐的推动民族文化进入、融入世界的、多元的民族文化；进一步把我们在某一些点上取得的成就融入一个大的时代的需求，实际上是我们应该把握或者应该把持的一种正常的面向未来的心态，谢谢各位。
(编辑：n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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